人生最大乐事唯读书

甘征文

当年由于家庭穷困，我小学只读了三年半就辍学务农了。“我要读书！我要读书！”这是那时发自心灵的呐喊。

在七十年前，要想找到一本书何其难也，用父亲的话说，祖祖辈辈全务农，从来冒个读书种，家中片纸皆无。倘若有机会在村里看到哪家窗户上贴着一张泛黄的老报纸，我会喜之不尽凑上前去，从上到下一字不漏地刮到肚子里去。十岁时随父亲去津市学手艺，父亲是个染匠，每天帮厂家将染好的青布放在津市后湖的草坪上摊晒，我的任务是待在那儿守布。同时守布还有邹家和龙家的孩子，他两个好玩，耐不住太阳的炙烤，便要去堤边树下去扑金边娃娃（一种小孩子玩的纸牌游戏），便叫我帮他们顺带守布。我说：“可以，但有个条件，你们要去找几本书来给我读。”他们便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了一堆旧书给我。我躺在草地上，用破草帽遮住太阳，经年积月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说唐全传》及《七俠五义》《儿女英雄传》，还有一套至今还找不到的十八本《铁骑银屏》。

两年后解放了，家里分了五亩田，我随父亲回到家乡耕种锄割，而读书之瘾不减反增。邻居有两个念完高中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他们留下的书籍无论是语文、地理、物理，我全部借了来一本一本用心读。村里有一小友叫甘岳樵，有次去他家玩，看到他家书桌上摆了一本砖头厚的书，上印《石头记》，我心里痒痒的，开口借，他父亲是一位中医，眼睛一瞪，斥道：“去，去，去，小孩子看这书干什么！”第二天，我与甘岳樵一同去山上砍柴，我说，你能不能设法把你家那本《石头记》偷出来借我看？他爽快地答应：“行！不过，你看一天，得帮我砍一捆柴。”我说：“行！”第二天，他将书偷出来，我喜饱了。当晚看到半夜，在妈妈的一再催逼下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我一直是书本随身带，有空看起来。吃饭时，我端着一碗饭独自在卧室里边吃边看；走路时，一边走一边看，高一脚低一脚，常常将大脚趾撞得血淋淋的。半个月我将《石头记》看完，也帮小友砍了十五捆柴。他父亲得知这个情况后，不但没骂儿子反而将这本书送给了我。我如获至宝地珍藏起来，反复阅读。

那时没钱订杂志，但在我耕种的田边是一条乡村大道，乡邮递员小秦每个星期送信、送报纸都得从这路上过，每逢他路过时，我都不失时机地从田里赶上来拦住他，央求他休息一下，让我看看他那绿色邮包里的报刊、杂志。那时的乡政府订有《湖南日报》《湘潭晚报》《湘阴报》，刊物只有《长江文艺》，虽然每次不超过十几分钟，但也满足了我的求知欲。多年来我与小秦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由我当初拦截他，变成了他一来便老远地向我招手，我不但从他那儿读到一些报刊，还常常托他把我写的作品一件一件地邮寄出去。

那年月家里油盐都是靠母亲从鸡屁股银行取钱去买，哪有钱买书啊！有次，挣钱的机会来了，有一位在长沙做小生意的，他叫我帮他将六十斤茶饼挑到长沙去（火车上不准携带），他出两块钱的脚力费。两块钱啦！哈哈！当时能买好多书呀！我清早吃了飯，挑起担子就出发，从我家到长沙有六十多华里，当我挑着担子来到接近长沙的捞刀河时，恰好遇上一只过河筏子，我挑着担子右脚刚一伸到船头，猛然后面有人喝道：“茶饼不准进城！”他手将扁担一按，我身体一下失去重心，那些用麻绳捆着的十几个茶饼赤溜溜地全都滚到河水中去了。旁边的几位乘客气愤不平地冲着那人吼道：“真是岂有此理！”那人吓得赶紧走了。渡工是个好心人，他说：“伢子，莫急，我来帮你！我用篙子朝河里插，你顺着我的篙子下去摸吧。”我按他的办法，终于将茶饼一个一个捞了上来，送到长沙，得到两块钱后立马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和一本《人民文学》。

多少年过去，我带着三个孩子乘车过捞刀河时，往事如昨，便对他三兄妹说起当年的故事，我说：“过去传说关公在这儿捞过刀，这儿叫捞刀河，这个典故可考不可考，我不知道。但我当年在这儿实实在在下水捞过茶饼呢！你们要记住，这儿要叫捞饼河呀！”

我那时心中只有书，而母亲看到我一天天长大成人，便操心我的婚事。母亲的心情可以理解，她老人家四十多岁才生我，哥嫂一直在津市工作，老人家希望我早日成家立业。那天，我正在水田里薅禾，母亲颠起那三寸金莲战战巍巍地和妇女队甘桂枝一起来到田边，母亲说：“伢子，快！洗脚上岸回家换衣服去。桂姐看中了一位姑娘，女家约你今天去相郎呀！”我说：“妈，急什么呀？大丈夫何患无妻！”母亲听我掉书袋，有些生气，说：“上来，去！”我从小孝顺母亲，只好上岸，

桂枝姐见我头上戴一只破斗笠、上身穿着背心、脚下一双草鞋，走到半路上她恳求说：“征文，我去这户人家借个草帽和布鞋你换下好不好？”我说：“借什么借，就这样子不行吗？人家看得上就看，看不上正好。”桂枝姐没法，带着我走了十几里路来到那户人家，我一进门便从口袋里扯出一本书来，坐在靠大门的椅子上埋头地看了起来……女家喊吃饭时，我将书摆在桌上一边看，一边吃，吃完饭我对桂姐说：“走吧！”便出了门。桂姐追上来问我，那姑娘怎么样？我说：“没看呀！”她生气了，“哎呀，今天是要你来相亲的呢！”我一笑：“对不起，我的眼睛在书上呢。”

当时湘阴县第二中学设在高家坊镇，离我家有八里路，中途还要翻过一座山，冬天腊月农事稍闲，我便去二中找一位姓李的老师，请他帮我到图书舘借书看，时间久了，两个人成了师生友谊。

少年时农村晚上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我唯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甘家祠堂，因为这是村里的小学校，我文化启蒙之地，这儿还住着我的语文老师周本岳、算术老师熊强华。记得那晚正是中秋之夜，两位老师陪同县城文教科一位叫任健民的在赏月聊天，任健民先生忽然笑道：“都说月里嫦娥，要是去一趟月球那才好呀！”我马上接过话题说：“那可以的！地球离月球还不到一光年哩！”任先生一听，双眼望着我，问道：“你这伢子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用手一指周本岳老师，说：“我是周老师的学生呀！”周老师点头应道：“没错，他在我这里小学还差一期没读完呢。”任先生诧异地问：“那你怎么知道光年这个概念？”我说：“从书本上看到的呗。”他问：“你还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看完《石头记》。任先生说：“噢！现在叫《红楼梦》，你看的是老版本呀！你看了记得不？”我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接着又背了宝玉的借梅诗句，任先生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连声夸奖：“不错！不错！”

在读书的同时，激发我的文学创作热情。1963年，我与其他五个农村知识青年成立了一个文学创作组。消息传到省文联，时任省文联副主席康濯便派出他夫人，《湖南文学》编辑部主任王勉思，专程来到我家召开创作小组会议，热情鼓励了我的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创作的刻苦精神，并决定在我们村建立一个读书站。省文联负责将每期出版的《湖南文学》免费赠寄给我们创作组阅读，为我们阅读创造好的条件。《湖南日报》群工组负责人左开一，副刊编辑鄔朝祝也下到我们创作组约稿、审稿，时任《湖南文学》主编的任光椿老师还邀请我们全体成员去长沙的《湖南文学》编辑座谈读书的体会和意见。由于我当时已在县报、省报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小说，1963年便加入了湖南作家协会。1965年底被推选出席全国青年文学业余作者积极分子大会，并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手拿锄，一手拿笔》的典型发言，并荣幸地受到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及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75年，汨罗县委书记湯吉贵得知我在开始写长篇小说，指示立马将我调到县文化舘从事文学专干工作。1982年我创作的大型文学剧本《八品官》刚在省刊一发表，便在获得湖南省委及湖南省人民政府首届文艺大奖后接着又获得文化部首届优秀剧本文学奖。不久，省人民政府授予我自学成材奖，颁发了大红证书和奖金，当时主持会议的副省长卓康宁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一个小学生今天能取得这么好的成就，不容易呀！往后，还要继续读书！读好书啊！”

责编：张咪

来源：汨罗市融媒体中心